清末新政,帝国最后的回光返照

每个王朝,都有周期,为何满清王朝会在“立宪”和“新政”的繁荣景象中,轰然倒塌?

历史的教训如此沉痛,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一看。

1

满清末年,出现过两次重大危机。

第一次大危机,是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和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时间段。

1853年太平天国攻占南京,建立政权;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攻陷帝都,火烧圆明园,咸丰都仓皇逃到热河避难,忧愤之下死在热河,留下孤儿寡母,处于风雨飘摇之中。

外有强敌,船坚炮利无法抵挡;内有民变,攻占南京建立割据政权,局势跟明末崇祯年间十分类似,而且朝廷上母壮子幼,两宫太后跟顾命大臣争权夺利,咸丰尸骨未寒即诛杀、罢黜以肃顺为首的八位顾命大臣,怎么看都是一幅亡国气象。清末淮上枭雄苗沛霖都认为朝廷是秋后的蚂蚱——时日不多了,抗拒清廷要其北上勤王的命令,倒向太平天国,被封为奏王。

苗沛霖跟曾国藩类似,靠地方办团练起家,与曾国藩不同的是,不像曾国藩是科举同进士出身,年纪轻轻即跻身部堂高官,官场人脉雄厚;而苗沛霖只是秀才出身,连举人都未中,太平天国乱局未启之前,靠在乡间做塾师为生,生活贫困,对朝廷怨气很深,这点倒跟洪秀全的经历有几分相似。

所以,苗沛霖得志后一再跟朝廷大员冲突,明目张胆不听号令,不像曾国藩、袁甲三之类进士出身办团练的,至少明面上还是遵从朝廷命令,有啥也是私底下搞些小动作暗战。苗沛霖把自己的潦倒归结于读书,在《秋宵独坐》一诗中写道:

手披残卷对青灯,独坐搴帷数列星;

六幅屏开秋黯黯,一堂虫鸣夜冥冥。

杜鹃啼血霜华白,魑魅窥人灯火青;

我自横刀向天笑,此生休再误穷经。

不过首鼠两端的苗沛霖错估了形势,尽管后来看到太平天国局势不妙,反叛诱捕英王陈玉成作为投名状。然而,当太平天国、捻军运动相继失败后,苗沛霖也迎来了他的末日。

为何这个时候的满清,没有像明末一样亡国呢?

历史最重要的就是天人感应,实际上,当时的满清王朝气数未尽,所以,天上降下了“蟒蛇精”——曾国藩,来挽救满清的命运。

苗沛霖先生,这种角色不太知名,我们要知道和从中学到一些经验教训。

众所周知,湘军后来是非常残暴的,曾国藩被称为“曾剃头”,天平天国的都城南京被攻陷之后,太平军皆被诛杀,曾国藩虽然有一点小功劳,但杀人如麻,是非常让人望而生畏的。

如果一个战争,有明显的正义与邪恶,比如,暴虐的商纣王与代表人民老百姓的周武王,我们要站在正义的一面。而清政府腐败无能,太平天国也不甚正义,这个时候,我们要如何选择,怎样才能站在正确的一面呢?

如果没有明显的正义区分,那么,站在那一面都可以,支持哪一边都行。

2

满清的第二次危机,出现在1900年的庚子事变。

义和团事件中,慈禧对11国宣战,结果又一次被攻破帝都,慈禧跟她丈夫咸丰一般仓皇“西狩”,不过这次逃得更远,跑到西安才停下来。

在“西狩”西安的路上,愚蠢的慈禧老太婆终于感觉到了痛,以光绪的名义发布《罪己诏》,文中说道;“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,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?”

一个人如果能力太差,掌握了权柄,就好比吸食了鸦片、毒品,再也无法舍弃。这个毒品会一直将它毒死,直到最后。

慈禧就是这样一个目光短浅的人,她也没有醒悟。

顽固派大臣被推出作为替罪羊,共有147名官员被处死。级别最高的是庄亲王载勋,主张义和团进京,并在家中开设拳坛的王爷,被赐予自尽;此外被慈禧赐令自尽的高官有: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、军机大臣兼刑部尚书赵舒翘。被判定为斩立决的高官有:山西巡抚毓贤、礼部尚书启秀、刑部左侍郎徐承煜等。

庚子事变被归于顽固派大臣的误导,“首祸诸人,叫嚣隳突,匪党纷扰,患在肘腋。朕奉慈圣,既有法不及众之忧,浸成尾大不掉之势,兴言及此,流涕何追?此则首祸王大臣之罪也。”

没有痛定思痛,下定决心彻底放弃权力,去挽救濒临危亡的命运,慈禧只开始了所谓的“新政”。

3

光绪二十七年(1901年)1月29日,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,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、吏治民生、学校科举、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。

上谕写道:“……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,无一成不变之治法。……

总之,法令不更,锢习不破,欲求振作,须议更张。着军机大臣、大学士、六部九卿、出使各国大臣、各省督抚,各就现在情弊,参酌中西政治,举凡朝章国政、吏治、民生、学校、科举、军制、财政,当因当革,当省当并,如何而国势始兴,如何而人才始盛,如何而度支始裕,如何而武备始精?各举所知,各抒所见。通限两个月内,悉条议以闻,再行上禀慈谟,斟酌尽善,切实施行。”

不学习先进的制度,不放弃落后于时代的专制制度,反而只专注于“武备”,实际上,完全无济于事。

大厦将倾终难挽,

王朝崩颓岂能返?

由于因言获罪的案例犹在眼前,各地的督抚大臣们不知这位“英明神武”的太后老佛爷葫芦里卖什么药,多说多错,不说不错。

整整2个月,没有一人上奏。

直到4月25日,一个年轻的愣头青,刚刚出任山东巡抚一个多月的袁世凯才开了第一炮。

袁上奏提出变法,主张循序渐进,以培养人才为中心,具体包括慎号令、教官吏、崇实学、增实科、开民智、重游历、定使例、辩名实、裕度支、修武备十个部分。

奏折被清廷留中不发,毕竟袁世凯此时才四十出头,担任地方督抚之类的高官不过一年,分量还不够重。之后7月份两位重量级大臣湖广总督张之洞、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奏,江楚会奏变法三折。清廷以张之洞、刘坤一、袁世凯的建议为蓝本,开启了清末新政的帷幕。

随后,袁世凯因为率先支持“新政”而升任直隶总督,大力在河北、天津一带练新军、创巡警、开新式学堂、办工厂,推行新政,成为北洋集团的领头人。

清末新政的变法力度并不大,是一次无用的改革,只改军备,不改制度。

首先是经济上改革,实施经济上的改革开放。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9月7日,清政府设立商部,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。接着,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,如:《钦定大清商法》、《商会章程》、《铁路简明章程》、《奖励华商公司章程》、《矿务章程》、《公司注册章程》、《试办银行章程》等。这些章程规定,允许自由发展实业,奖励兴办工商企业,鼓励组织商会团体。这些章程和做法,都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,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。

清政府开始“恤工惠商”,即力求保护和扶植私人资本。与此同时,逐步建立了相应的现代财产所有权制度。之前清朝承袭传统,不承认私人财产所有权。

清末新政在法律上也进行了变革,摒弃了《大清律》的传统条款,开始跟西方国家法律接轨。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起,《奖励公司章程》《商标注册试办章程》《商人通例》《公司律》《破产律》《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》《法官考试细则》《集会结社律》等等先后出台。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三个总结性的大法:《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》《大清新刑律》《民律草案》,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。清末新政时期初步建立了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,这些制度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。

对教育进行了改革,1905年9月份接袁世凯、张之洞奏请,废止了科举制度,从隋唐时期开始延续上千年的科举选士制度于1906年彻底终止。

改革官制是最重要的一环,可惜完全是换汤不换药。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,其中包括“裁冗衙”、“裁吏役”、“停捐纳”,对统治机构作了一些改变。

编练新军,这在推行新政之前就已经开始,1895年甲午战争后袁世凯即在小站练兵,奠定了北洋的基础。新政将练新军向全国推广,各地督抚都开始编练新军。

当然,要做就要把样子做足。

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9月24日,慈禧太后诏定考察政治大臣五人:特派镇国公载泽、户部侍郎戴鸿慈、兵部侍郎徐世昌、湖南巡抚端方、商部右丞绍英出使西洋,周游各国考察学习,回国后准备开议会,表示预备立宪。

清末新政取得了一定的成果。首先是思想上的解放,民间兴起了一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文化的热潮。如之前支持洋务运动的大臣郭嵩焘,曾经出使英国,被朝野上下骂为“假洋鬼子”、“贰臣”,光绪十七年(1891年),郭嵩焘病逝,终年73岁。

而到了清末新政时期,人人开始以送子弟留洋为荣,去做驻外公使炙手可热,是一个官员们争抢的差事,社会风气、舆论大为不同。

在经济上,光绪三十年(1904年)至宣统二年(1910年)间,设厂数目与投资总额都大大地超过了前代。清末新政前,在光绪二十一年(1895年)至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的民族工业,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55家,年均13.75家;而光绪三十年(1904年)至宣统二年(1910年)清末新政期间,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276家,年均39.4家,是前者的2.87倍。 在矿业上,光绪三十年(1904年)至宣统二年(1910年)新建矿48家,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。此外,交通、商业、金融等都有了较明显的发展。

财政收入也有一定幅度的增加。清末新政前,光绪25年(1899年),清廷的财政收入约为8000余万两白银,到了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,收入首次突破亿万两,光绪三十四年(1908年),收入为2以3千余两,到了宣统元年(1909年),收入2亿6千余万两,宣统三年清廷垮台前,收入将近3亿万两。

满清王朝,出现一幅回光返照的景象。

4

那么,为何清廷在“新政”一片蒸蒸日上的景象中,轰然倒塌了呢?

主要还是领导人的原因,倒行逆施所致。

1908年,慈禧、光绪相继过去世,年轻有为、英明神武的光绪皇帝竟被慈禧老太婆毒杀!

出生未捷身先死,

长使英雄泪满襟!

在选立帝国接班人的问题上,慈禧短视的缺点,则更加暴露无疑。

帝国刚刚从亡国的边缘走出来,她考虑的不是选择能干的长者作为接班人,而是立只有三岁的溥仪作为小皇帝,实际掌权人为溥仪的父亲,监国摄政王载沣。载沣此时也不过是一位26岁,没有多少政治历验的年轻人。而且其才能平庸,连他的亲兄弟载涛都说他:“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,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,应付事变,则决难胜任。”

资质平庸的载沣,终于把这个帝国葬送。

载沣掌握权力后,做的大事是什么呢?就是把权力从汉人地方督抚手中,收回到满人亲贵手中。

在地方上,汉人督抚出缺,他大肆任命满人就职,如1909年夏,江苏巡抚汉人陈良泰卒,他以满人瑞澂接任江苏巡抚;直隶总督汉人杨士骧卒,他让满人端方接任直隶总督;1910年春,河南巡抚吴重熹免职,他让满人宝棻接任。

这些举措,让大力推行新政的地方官员跟朝廷离心离德,使整个社会上倒向了革命一边。

他把袁世凯逐出朝廷,将原本由地方督抚控制的编练新军的工作收归中央,由新设立的军咨处统管,军咨处的正大臣是他的亲弟弟25岁的载涛;

还任命毫无军事资历的,另一位26岁的弟弟载洵为海军大臣;

他自己则为全国海陆军大元帅,还把大量满族宗室子弟安插到新军中任职。

他认为这样就能掌控军权了,真是Too Young,Too Simple。

载沣觉得军权在握,在元老大臣张之洞对他提建议,认为其要提拔的的亲贵舆情不属,物议沸腾,恐怕激起民变。载沣则说出了那一句千古名言:

“不怕,有兵在。“

张之洞闻此言后,退而叹息说:

“不意闻此亡国之言。”

翻译成现代话,是“没想到听到了这样的亡国之音呐”!

《张文襄公年谱》中,记载了张之洞与载沣之间的最后一段对话。

为了让更多网友亲身体会和学习,我们来看一看这段记载。

1909年,张之洞病重临终,载沣前去探望。

载沣说,“中堂公忠体国,有名望,好好保养。”

张之洞答,“公忠体国所不敢当,廉正无私不敢不勉。”

等载沣离开后,陈宝琛进来问张之洞:“监国之意若何?”张之洞叹息说:

“国运尽矣!”

什么是成熟的政冶家?

政冶是一项高难度的技术活,一位元老重臣即将逝世,作为一位年轻的监国,根本不请教其治国方略、询问何人可用,这就是张之洞感慨“国运尽矣”的原因!

5

毫无疑问,这些毫无资历和历验的宗室亲贵,都是绣花枕头,遇事如泥塑木雕。

如武昌起义初起,载沣10月12日任命满清贵族、陆军大臣荫昌为前线总指挥,将北方还听指挥的新军编成一、二两军的战斗梯队,分次开往湖北前线,准备平定起义。而这位荫昌一到信阳,就被围困在火车上,束手无策。无奈,只好起用了曾被他罢黜的袁世凯。

另一满人大臣被派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的端方,则为卫队所杀,兄弟二人首级被新军传送武昌。

导致清朝的轰然倒塌还有财政赤字危机,虽然财政收入连年递增,但是由于新政开支巨大,官员中饱私囊,民众不堪重负。

终于,一个导火索出现了。

四川保路运动,成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线,起因是清廷财政困难,想把路权收归国有,与民争利所致。

倒行逆施的举措令立宪派和地方实力派大失所望,武昌起义一起,全国各地纷纷响应。

各地的地方督抚、咨议局、参议员是推动宣布独立的主力,帝国大厦,顷刻之间,轰然崩塌!

结语

载沣跟明末的崇祯一样,都是志大才疏、资质平庸之辈,是真正导致亡国的罪魁祸首。

载沣的倒行逆施,则加速了清朝的灭亡。

当然,不过跟崇祯不同的是,载沣不像崇祯一般死硬到底,载沣和满清的皇亲贵胄认清形势,交权之后就退出了权力中枢,不再过问世事。

作为一个平庸之人在大势去后,载沣有自知之明。不像崇祯,死到临头,还说诸臣误我,文臣皆可杀,千错万错都是臣下的错、敌人的错、社会的错,他不过是个天真无邪的孩子。

多么幼稚、多么无知,多么悲催!

另外,清末的许多满清贵族,他们也想真正的实施改革,为老百姓谋福利。

这一切,民众和士大夫都看在眼里。

所以,载沣和满清贵族的下场要比崇祯好,后来的得势者也没有斩尽杀绝、彻底清算。

“往事已过去,来者犹可追。”

嗟夫,历史何其相似也?

“仁义不施,而攻守之势异也”,不学习前人的经验教训,不但会身首异处、惨被清算;

还会被后人笑话,沦为笑柄;

犯了罪、作了恶,汹汹的业力牵引,更会被打入地狱,承受长达万亿年的酷刑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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